2009年3月16日 星期一

【The Pianist】

The Pianist.jpg


是國文作業。





看完電影,已是兩個小時過去,我想先從印象最深的一慕寫起:猶太人們排成長長的隊伍,在兩旁納粹軍人的監視下,以一種慘然的氣氛走向前往集中營的火車,男主角史匹曼原本和家人走在一起,要一同去面對橫在他們眼前的慘然命運。然而就再上車的前一刻,納粹軍人中伸出一隻手來,硬是將他拽出猶太人群,不顧他的大聲嘶喊,一句「我是在救你」就將他帶進了另一種命運,讓他在人牆外眼睜睜看著至親至愛被推擠上那列車、看著人們悲痛嚎哭、受傷離散、看著車廂門「嘩」地一聲猛然拉上。然後開始他的逃亡人生。

我想起相同卻又相異的另一幕:同樣描寫二戰集中營的電影【美麗人生】,女主角桃拉回家只見一片狼籍,丈夫和兒子則已不見蹤影。打聽到二人去向的她奔到列車停靠的地方,正看見人群擁擠著登上納量死亡列車,桃拉大聲呼喊,在人群裡找到丈夫基多和兒子約書亞,三人倉卒地交代著情況,而就再車門關上的那一瞬間,桃拉毅然決然地跳上火車,和親人前往一樣的地方。

這兩幕在我看來是極為強烈的對比──史匹曼是猶太人,依當時的規定,他應該要前往集中營,卻因為「被救了」而逃過一劫;桃拉不但不是猶太人,還是望族之後,貴胄千金,她卻放下一切選擇與夫子同進退──當然這沒有對錯之別,然而它卻引起了一種思考是:假如有一天──當然最好沒有這天,但解讓我們做最壞的打算──有一天我們也面臨了這樣的場面:親朋好友都該去死、去承受某種悲慘的遭遇,而我們卻因為種種原因能夠倖免,那麼,該不該上車?該不該同生共死?

車上的親友們毫無疑問是希望所愛之人能活下來的,誰想要多一個人陪葬呢?所以基多看著跳上車的桃拉,眼神是複雜的,參雜了大量的無奈。而如果是我該怎麼辦?當這個問題浮現的時候,我的腦中以更快的速度給出答案:「當然要在一起!」我知道這論調有許多人是無法贊同的,一起死不代表什麼、眼睛一閉就一了百了,還有誰會記得誰?總要有個人留下來,才有人記住這段傷心事、才有人為他們哭。

但我不接受。在多人知道這樣一個故事、事後再多的國賠、補償金,能代表什麼?能影響什麼?對於被留下來的人而言,什麼都無法改變傷痛的事實,我相信九二一大地震的倖存著、南亞海嘯的倖存者,一定還有許多人在午夜夢迴裡驚醒後,痛著哭著質問已經不在的人「為什麼不帶我走?」我不相信失去至親至愛的傷痛能經由任何方式撫平,的確,傷口會日漸好轉,但永不痊癒。我只相信不管怎樣都在一起才是幸福,即使外面的世界已是烽火連天、哀鴻遍野。

正因如此,我無法接受史匹曼獨自一人逃走的行為,但我更不能原諒的,是造成如此悲劇、逼人們做出選擇的納粹。

【戰地琴人】沒有什麼戰爭場面,卻毫不掩飾在那個時代中,人命有多卑微。士兵可以隨便選一戶民宅,進門就殺人、可以叫無辜的升斗小民再大馬路上排成一排,然後二話不說就是一人一槍……此時生命的價值被貶到最低賤,每一刻能活著,都像在打一場沒有勝算的賭,也許一時僥倖逃過了今天明天,誰知道後天你不會成為路旁的無名屍骨?慘劇天天在發生,活著那麼難,人們於是被逼的只去注意自己、只關心家人,為了在那樣嚴苛的環境裡掙扎求存,人們往往只剩下最基本的獸性。

而這樣是否很可悲呢?為了活下去我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?猶太特區的日子裡,史匹曼兄弟曾有機會做猶太警察、做納粹走狗來換取一家溫飽,然而全家都悍然反對了;無獨有偶,在史匹曼四處躲躲藏藏的日子哩,也曾有猶太人、波蘭人,甚至是納粹軍官對他伸出援手,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!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也是在告訴我們,生死可以不論,有些事永遠都是比較重要的。

這或許就是【戰地琴人】及其它許多同類型電影的意義所在吧?藉著那樣的時空背景下,人性的掙扎與痛苦,對比出戰爭的無情、屠殺的可恨;藉著那樣對立的時代中,人與人間的犧牲與大無畏的光輝,去照見獨裁者的冷酷與黑暗。於是一個故事流傳下來,儘管逝者已矣,此事於他們是再不相干,但看電影的我們是否有得到了些什麼呢?我相信那才是重要的。


The Pianist02.png


沒有留言:
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