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5月19日 星期二

論知識份子的自我反省

上學期國文課的作文。

娘說:「都什麼時代了還在出這種八股的題目!」





剛開學那段時間,每週有兩次得上徐州路的法社院區上民法總則,那時印象最深的,除了每堂課上演搶座位的激烈競爭外,莫過於法學院四周,那幾乎一模一樣的街景了。對於剛上臺北,人生地不熟的我而言,迷路是家常便飯。而每當上課時間迫在眉睫,自己卻仍在路上鬼打牆時,總不由得恨起那一帶的紅綠燈來。

背負著遲到的時間壓力找路,等紅綠燈就是個現實至極的關卡:往往自以為找對了路,等上六十秒才能付諸實「行」,若就這樣到達目的也就罷了;奈何我沒有找路的天份,每每錯上加錯,這下可好,想回到原點又得再等上好幾個紅綠燈!盯著那小紅人筆直地站著,枯等他由紅轉綠,真真是天底下頭幾樣無聊事。

而就是在這無趣的時刻,法律人們面臨了掙扎。

面對似乎永不轉綠的小紅人,左顧右盼又沒幾臺車,該不該闖紅燈?我猶豫了幾次後下定決心:管它上課遲不遲到,法律系的學生怎能闖紅燈?等吧!然後眼睜睜看著身旁的人們一個個大踏步過街去,有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唏噓。

巧的是,不久之後在法學緒論的課堂上,陳昭如老師談到了這個問題:「根據不正式的統計,卓越大學法律系的教職員在過法學院附近的紅綠燈時,會照規定停下來等的只有一個。更別說學生了。」一句話引起哄堂大笑,然而笑的背後難道全無感慨嗎?堂堂臺大法律系的金字招牌,任教的老師、教出來的學生竟連小小一個紅綠燈都不願遵守,顏面何在?風範何在?

無獨有偶,剛開學時聽了場校園安全的講座,主講的教官提起校園內的速限,嗤之以鼻:「速限二十公里?那都參考用的啦!你去看看那些教授,有誰真的只開二十公里?誰遵守速限?那些計程車司機才遵守速限!」此言豈不諷刺!大學教授毫無疑問是知識份子,還是被社會大眾普遍尊崇的知識份子,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反而不如社會底層的計程車司機,何來以身作則?

然而轉念一想,我也認識很多大學教授,有的還是系主任,而儘管他們其中的許多人都是敬業的好老師、是我很尊敬的對象,他們又何嘗全無瑕疵了?他們也會拿家族出遊、聚餐的錢報公帳;也會以公款買家用的文具甚至電器;有時甚至連系上員工旅遊的錢都是沒花完的國科會補助款、系學會補助款!我雖不同意如此的作法,卻仍然冷眼旁觀,甚至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,又何嘗沒有虧欠!同樣地,這種作法已是整個教育界普遍的現象,知識份子尚且如此,指責他人用市長特別費買女用內衣、用國務機要費買珠寶,難道就不是五十步笑百步?

我一直覺得,要指責他人時,自己不能有相同或類似的瑕疵,用法律用語來說,須要是不可歸責的,「刮別人的鬍子前,得把自己的鬍子先刮乾淨」,否則哪有立場攻擊別人的缺點?也正因為如此,對於自己的違反道德常規甚至是法律規定(即使只是一般人覺得微不足道的交通法規)、抑或是明知自己的親朋好友在做一些不該做的錯事卻不加阻止,這些事我會一直記著,時不時從腦中跳出來讓自己懊悔不已──既為他人的錯誤感到不滿,又苦於自己也曾犯過同樣或類似的過錯,為此感到矛盾。

這種矛盾久而久之造成了我對於某些原則的固執與堅持,尤其對於曾經的過失,往後遇到類似的事件就更加要求不可破毀;然而,這種態度卻又往往對人際間的交往造成困擾。

母親曾說她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「圓滑內斂,與世浮沉」,這八個字乍看平凡簡單,卻一點也不容易。我自己很清楚,我的個性就是一個「直」字,說好聽是自然率真、不加矯飾,然而更多的時候恐怕是固執魯莽、處處得罪人。原因無它,認定了一個原則我就會死心眼地守著,絕難接受變化與例外,外界如有冒犯,我往往會選擇硬碰硬,而非旴衡情勢、與之周旋。

而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,從初中時為了老師在課堂上傳教,憤然在作業上寫道:「耶和華也不過是個誘拐未成年少女的準強姦犯」,到同學拿了男校的畢業紀念冊到班上品頭論足,我抱以冷眼、嗤之以鼻,經過她們時不高不低哼一句:「花癡」。……所謂圓融,對我而言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。

即使相交多年的知心好友也曾感慨萬千「妳當年那個死樣子」,而我自己也常在犯了錯、惹人翻臉了之後,懊悔沒有委婉些,很多時候我知道,有些原則是毫無存在必要的,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,睜隻眼閉隻眼,世界會更美好;然而也有些時候,應該要固守、而且是人人都該固守的原則,直道而行的我反而顯得特立獨行,就如那個等紅綠燈的例子。

如果說,等紅綠燈只是引人側目,那麼,在人際關係上的堅持卻常是責難的源頭。籌備法律營的過程中,我充分地體會到這一點──面對散漫不負責任的負責人,母親說這就是大學生,我當個工作人員只要冷眼旁觀就好,是非成敗橫豎輪不到我來擔;但我卻無論如何不能接受──負責人的態度決定活動成敗,活動前我們都看到了缺點,卻只是私下議論而不向當事人講明,難道等真的出錯了,讓外人來數落比較好嗎?每個人都說要給他留面子,殊不知愛之適足以害之,我們可以給他留面子,來參加營隊的高中生呢?

諸如此類的事常讓我有無力感:我既對臺灣人根深柢固的鄉愿態度、面子文化反感,卻又清楚地明白,我得學會那一套,與世浮沉才能生存。政治學的課堂上,莊國銘教授一語道破:「臺灣的律師最沒原則!」這是社會這教室教的、也是職業所需;然而,我們對法律人的要求與印象,不是仗義直言,勇敢挑戰不公不義不合理的事物嗎?為何同學們盡了法律系卻更隱忍?為何社會期許我們一套,又要我們做到另一套?

衝突、矛盾、迷惘,我站在法律殿堂的大門口,準備從「普通一般人」過渡成為「法律人」,然而停在這個點上,展望前程回首過往,我卻看到了自己的尷尬與無奈。想做什麼卻做不到、想守什麼又守不成、希望事情順順利利,卻盼來犯錯與後悔……我不是完人,而不是完人的我與更多不是完人的人相處,隨之而來的會是什麼?我有些茫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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